送走了徐宗仁，赵昺陷入了沉思。此前他一直以为在自己多次的整顿后，官吏队伍已经趋于稳定，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正所谓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今日一席长谈，他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形势的变化已经让人心浮动，不仅是个人想从胜利中得到好处，且开始从各自的阶级利益角度考虑，欲在其中分得最大一块蛋糕。
赵昺却清楚虽然己方暂时取得了胜利，但革命远未成功，且仍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蒙元绝不会坐视其身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新生政权，不管和议能否达成，两国之间的战争也依然会持续。而一个稳定的政权是保证胜利的基础，那作为国家管理者的官吏队伍就首先要保证稳定和高效、务实。
官与吏在职能上的区别就在于官主政令、吏主事务。也就是，官员主要是负责管理本部门或本地区的行政事务，侧重于宏观管理与控制，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力，从而呈现出指导、管理、监督、协调等职能。而吏胥作为政令执行者和直接的管理者。
赵昺明白胥吏在历朝历代的政权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也清楚他们留给世人的狡诈、贪婪形象。不过他以为从事实来看，胥吏的积极作用应大于这个群体的消极影响。宋代胥吏在各级官府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大，不仅超过了隋唐，亦为明清胥吏所不及。他们虽然卑贱如奴仆，却往往能够代官理政，越权行事，逐步成为官府中的实权派。以致士大夫惊呼：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甚至将官府曹司形容为公人世界。
如果要解决官吏相侵的问题，赵昺知道并非一纸诏令可以解决的。而是要从宏观角度去看，却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当然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即是官僚士大夫在处理政务过程中对胥吏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官员越倚重于胥吏，则胥吏在国家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加突出。
之所以会出现官员依重于胥吏，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到国家对官与吏管理模式的不同，亦关乎官僚士大夫对政事的态度，也就是，士大夫专心学术而无心细务；胥吏则专于俗事而详知法典。胥吏长期在官府内从事诸如抄写、誊录之类的具体事务，年深日久，对本部门内的各项法令自然详熟。而官在不然，他们读的是圣贤书，对于实务可谓是一窍不通，不得不依靠胥吏来代为行事。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宋代官制与吏制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体系，官有流品吏有资级，如果想由吏入官，按照吏胥升迁制度的规定则十分困难。仁宗时改为文官三年一迁，武官五年一迁。导致无有贤否，由出身而关升，由关升而改官知县，由改官知县而为四辖六院，由四辖六院而为察官，由察官而为卿监侍从执政，资课者。
这种转迁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削弱了择贤而任的作用，使得贤愚不分，升官要靠论资排辈，而官职的变动往往是与待遇相勾连的。吏员由于升职困难，提高待遇无望，而按规定吏员的薪俸很低，甚至地方上有的吏员纯属义务劳动。没有工资，拿什么养家，胥吏们自然工作消极，不得不靠敲诈勒索、贪污公帑过活。
如此看来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也许有人不明白，一国政府为什么要逼人作恶？其实到底赵昺觉得根子还在皇帝身上。要知道皇帝最怕的是有人抢了他的权力，可下太大，一个人怎么也玩不过来，只能把权力转移到法规、制度之上，并且一环套一环地互相牵制。
结果就是子的权力没有交给大臣们，也就是“官”，而是交给了执行法规、制度的胥吏身上。胥吏就是帝国的“治民事”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者或者人格化表现，他们的得势，在于皇帝对于地方治权的全面收夺，“治民心”的官们也是皇帝防备的对象。千百年来也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直至现代仍然没有能够完成。
赵昺自知也没那么个本事，可无论如何胥吏阶层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他以为还得从制度上来想办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又能保证各方利益的规章。
在历代的律法构建中，赵昺觉得唐朝最值得学习。虽然自唐太宗以来时有政变不时发生，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气象，直至迎来开元盛世。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确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在唐代也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德行。而所谓官德，并不是简单的品德培养，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
从唐太宗开始，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并认为德行影响吏治、吏治关系王朝兴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从唐代的实例来看，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后，白居易还：“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下，太宗之下也。”这种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
《唐律》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标准如何、违反规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处分都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有规章自然就要有监督，唐朝建立起了垂直有效的监察制度，御史台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且朝廷对御史选任非常重视，其有权直接弹劾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长官在内各级官员，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无须向地方长官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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