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只是单纯的团练，其实没什么用，咱们打的地主民团还不够多吗？有几个能打的？”侯俊铖摇了摇头：“但清廷既然委派了那姚启圣来组建团练，就不是单纯的民团，而是要借团练之名，编练新军！”
历史上清末的曾国藩、江忠源等人的“湘军、楚军”等等，便是以团练之名编练的新军，曾国藩本人就曾说过：“余见近年各省当道札饬绅士团练者矣，实则有团无练，有民无兵，虽多不足恃也。”
清末所谓的“团练”，是由清廷委派官员招募组建，“团练”的经费来自清廷对各省的协饷，清廷以朝廷信用背书、以官职为诱饵对地主官绅、豪门商户的劝捐，清廷给予的征收厘金的特权，还有清廷和洋人协商的借款和关税，这些“团练”和中央朝廷联系密切，与各地地主官绅自发组建的民团自然有着本质的区别。
后世许多人便是被湘军团练之名蒙蔽，以为只要开放地主官绅兴办团练，便可以抵御外敌、安定地方，甚至将前明的灭亡归咎于前明不肯开放团练，但实际上明末的团练早在天启年间便已开放，李自成造反之后第一仗就是在白水县马家渡，打蒲城县的武举人王文昌组织的民团。
而事实证明这种团练武装除了在保护自己家的时候有用，出了县境就是垃圾，刚刚造反不到一个月的李自成就吊打他们，这些团练武装碰到正规军队除了送人头几乎毫无作用，李自成势起之后，他们就纷纷投了李自成，清军入关之后，又一股脑地投了清军，后世之人想象中的依靠官绅团练抵御外敌、安定地方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出现。
开放团练之后最大的受害者反倒是大明自己，地主官绅组建民团，自然不是一心为了朝廷效力，更多的是拥兵自重保卫自家利益，朝廷让他们去剿匪，他们躲在庄堡里不动弹，可朝廷向他们收税，他们立马就战意高涨了起来。
原本派一批衙役就能收到的税、拉到的壮丁，因为那些地主团练的缘故收不到拉不到，想要拉丁收税，就得靠军队开过去，大大增加了收税拉丁的成本，反倒导致明朝州县的财政进一步的恶化。
还有许多“江湖豪杰”乃至农民军头目借着团练之名暗行谋反之实，以编练民团的名义招集壮丁、武装青壮，时机一到便举旗造反，明廷根本无法分辨，这反倒加大了明廷围剿农民军的难度。
实际上，历史上类似于这种豪强地主团练武装的小势力，即便发展到残唐五代那样巅峰时期的藩镇，战力大多也是堪忧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南侵失败总结经验之时就曾评过“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分析得非常清楚，老百姓是抗辽主力，而中原的藩镇军阀和各种小势力们是可以依靠的友军。
满清也是吸取了前代的教训，此番派姚启圣来赣州组建团练，不仅直接将姚启圣连跳数级提拔为江西布政使，而且还拨给一笔经费、给了其“便宜行事”的圣旨，又从康亲王麾下抽调了几百兵马给他作为团练的教官和中坚，明显就是要像后世清廷对曾国藩那样，以团练之名编练新军，而不是真的要依赖当地那些乱七八糟的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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