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不一样…..”侯俊铖点点头：“很快秋收就要开始了，农户需要借种子、借耕牛、借农具、借肥料等等，以往都是跟赵家借的，赵家的高利贷那是吃人不吐骨头，借一担种子，收成之后就得还十几担、几十担，想尽办法的盘剥。”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什么会有地主官绅存在？为什么千年兼并屡禁不止？后世有些人归责于儒学、秦制、帝制封建等，只往上层建筑去探索，实际上根源就是单纯的经济基础的问题。
种田不是有块地就行，种子、农具、耕牛、肥料都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而粮食又不是什么你有他无的稀缺作物，丰年必然暴跌、灾年若有囤粮或朝廷用心救灾，也不见得会涨到哪去，一个只有几亩、十几亩地的自耕农，每年的收入并不多，交完税更是所剩无几，每年青黄不接之时，便只能借贷来购买种子农具等。
这样脆弱的生存模式，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哪怕是多生了几个孩子需要分家，便可能维持不下去，自耕农抗风险能力极差，甚至都比不过佃户，毕竟佃户还能看运气碰上一个像刘秀才那样良善的老爷，生活也能轻松一些，但自耕农就什么都需要自己担着。
历朝历代杀地主均田地的举动从来都不少，也并非没有将田地收归官有的举措，但到最后依旧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官绅盘踞地方、肆意兼并，根源便在于种田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分田只是第一步，朝廷若是不能在青黄不接之时给予农户廉价且及时的贷款，抹平他们种田的成本，提升自耕农的抗风险能力，就必然无法阻止自耕农去向官绅地主借贷，然后在循环往复的借贷之中破产。
在古代，田土又是最为保值和稳定的“商品”，自耕农偿还能力弱，他们的借贷只能以田土作为抵押物，朝廷想要将田地收归公有、禁止买卖，却又无法为自耕农承担种田的成本、帮助自耕农抵抗种田的风险，这和逼着他们抛荒有什么区别？而土地自由买卖，到最后必然是向着那些有钱有势的大地主、大官绅集中的。
侯俊铖的心里没有半点幻想，从一开始就将整个地主官绅阶级当做了敌人，但要消灭这一整个阶级，就必须进行一场社会革命，消灭掉地主官绅生存的空间，好比在永宁县，除掉赵家仅仅只是第一步，若是不能承担起百姓种田耕地的成本，百姓们定然会找别人去借贷，很快又是另一家地主官绅在永宁崛起。
“红营的商号不同，红营的商号，给农户的是低息且无抵押的贷款，若是遇到灾年或有困难的百姓，红营的商号甚至能把种子农具赊给他们，只要收成之后记得还就行了……”侯俊铖在“记得”这两个字上咬得很重：“这么多金银铜钱，总不能放在地窖里烂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