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353年的尾声渐近，共和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已经暂停了对北方的所有贸易活动。钢铁、武器、马匹、粮食等战略物资的出口被叫停，而北方的煤炭和铁矿石等原材料也因为外贸的中断而无法进入共和的领土。如今，共和的外贸生意中唯一活跃的，就是与淮北红巾军的交易。毕竟，铁路线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苏星云可不想因为贸易的断绝而激怒这些走投无路的人，逼他们做出破坏铁路的疯狂举动。
明教在义军中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红巾军的游击战术在北方横行两年后，已经显露出疲态。在共和境内，农田整齐划一，春日里绿意盎然，秋日里硕果累累。明教那个以牺牲自己来拯救世界的口号，对于淮北地区的苦难民众来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中国的农民更关心的是现实的生活，如果现实世界一片黑暗，没有希望，那么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就能给他们带来希望。这种希望是强大的，正如我党在革命初期凭借这一丝希望，赢得了大量坚定的革命者。这并非因为马克思洗脑技术高超，而是因为民国时期根本没有希望。
然而，这种希望也是脆弱的。只要现实世界有一丝好转，这种希望就会迅速瓦解。历史上，邪教和农民起义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善，反而是地主阶级支持的强人给了人们太平天下的希望。
现在，这种太平的希望并没有在地主们支持的英才手中实现。与共和接壤的势力，已经被共和用工业剪刀差掠夺，财富大量流向共和。这些势力为了维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不得不大量出口粮食以换取武器，以保证自己的生存。
因为已经进入了火器时代，战争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冷兵器时代。原本那些依靠屯田政策积累势力的英雄们，现在不得不将家底用于增强军力。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家当就会被其他增强军力的势力夺走。
地主阶级无疑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但他们在农业生产上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受过教育，懂得管理，是农业生产的佼佼者。历史上，要想坐稳皇位，往往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这些地主们聪明绝顶，他们通过研读从共和流传出的书籍和技术资料，掌握了排枪和火炮射击的战术。
如果穿越者不选择与他们合作，而是单枪匹马地挑战，那么穿越者所掌握的火枪战术、膛线枪、米尼弹等技术很快就会被这些读书人破解。铸造大炮、制造火枪、队列训练、水利工坊、屯田制度，这些都不是高不可攀的技术壁垒。在这个世界上，聪明人比比皆是。
然而，这些农业时代的精英在面对工业时代的巨人们时，却显得力不从心。共和的核心工业人口虽然不多，大约只有十几万人，但他们是原先安徽鞍山工业区附近的居民，最早接受了苏星云的数理化教育。
共和大部分超越其他势力的力量，正是源自这些工业人口。他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了苏星云设立的数理化单科“高考”。剩下的则是在工厂中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师傅，他们的手艺和技术水平堪称顶尖。这些高级技工构成了共和工业化的中坚力量，带领着三百多万刚刚识字的初级产业工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工业体系。
苏星云曾经误以为工业母机是那种精度极高的机床，能够无限复制同类机床。但经过实践，他发现工业母机并非机床本身，而是那些产业工人群体。有了技艺精湛的工人，即便是最简陋的机床，也能在他们手中一代代提升精度。当然，机床的精度越高，对材料的要求也就越严格。材料科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些高级工人原本是技艺高超的木匠，现在他们将手中的材料从木头换成了钢铁，转变成了共和的第一代高级技工。他们在共和享有的待遇远高于其他势力中的工人，因为共和新培养的年轻工人只能用这些老木匠们生产的高精度机床进行大规模生产，而更高精度机床的升级，还得依靠这些老工人的手艺。
不过，目前机床的升级遇到了瓶颈，主要原因是材料的限制。为了突破这一限制，钢厂和化学实验室已经开始联合实验，生产更高强度的特种钢材。
共和的工业萌芽，虽然尚在襁褓之中，但其迸发出的生产力已经远远超越了地主阶级。方家军如今只能依赖熟铁管、黑火药、前装燧发的米尼弹和生铁大炮，而共和的击发枪和钢铁膛线炮对他们来说，简直是遥不可及的梦。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他们注定只能在科技树上停滞不前。
方家军的处境如同悲剧，浙江地区缺乏煤炭资源，即便有心推动工业革命，也无从下手。北方的红巾军士气日渐低落，元军的打压并非主要原因，真正冲击他们思想的是南方共和农民的富裕生活，这种现世的希望对他们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
虽然仍有少数人坚持为圣火献身，但更多人开始向往南方，希望能成为共和的移民，安分守己地耕种。起义军领导层的混乱导致明教组织分崩离析，教主杨逍已无法指挥那些手握重兵的下属。明教在中原的影响力已经名存实亡，除了四川的明玉珍还在坚守信仰。
信仰的消失直接导致了红巾军战斗力的急剧下降，自安阳之战后，他们屡战屡败。共和贸易的火枪大多落入敌手，进一步增强了北方元军的实力。
而张士诚，这个见风使舵的投机者，在地方绅士的怂恿下，似乎认为元朝即将复兴，北方的叛军即将被剿灭，共和不敢轻举妄动。他打算依附元朝，希望借此机会向南挤压共和和方家军，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当然，他现在还不敢直接挑衅共和，而是先帮助他认为即将成为自己靠山的元朝。张士诚在泰州的势力开始向红巾军发起攻击，这无疑给了在齐鲁大地上与山东元军激战的朱元璋等人背后一刀。
元军在战场上的士气日益高涨，仿佛已经窥见了统一天下的曙光。然而，共和军扩军的消息如同一阵冷风，让北方元军的紧张情绪骤然升温。原本，元军内部已经出现了裂痕，以王保保为首的山东元军和河南的孛罗贴木儿这两大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但是，共和军的扩军动态让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分歧。七王爷在朝堂上竭力维持着脆弱的平衡，巧妙地将这两支元朝的支柱力量团结起来。因此，历史上那两支元军在即将消灭红巾军时发生内斗的悲剧并未上演。相反，这两支元军开始齐心协力，加紧对红巾军的攻势，力求在共和介入之前解决内患。
与此同时，苏星云正密切关注着共和的经济指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工业国家和农业国家的税收体系存在本质的不同。农业国家的税收主要依赖于土地产出的粮食，而粮食生产遍布广阔的土地，这使得征税和管理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国家无法全面覆盖，因此自古以来就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地方豪强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权力空间。地方县官往往需要依赖当地豪强的合作来管理地方。
然而，工业国家的税收方式则截然不同。工业国家通过工业生产的商品与农民生产的农产品进行交换，利用工业剪刀差让工业从农业中获取财富。工业区往往集中于特定区域，国家只需关注这些工业区，通过工业区征税，实际上也就间接向农业征税了。这种税收方式避免了依赖大量行政力量来征税，将税收隐藏在商品交换之中，极大地减少了人为操作带来的不正当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