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董卓、袁绍等人济济一堂的一群“汉室忠臣”，在袁绍强硬离去时，竟然表现出惊愕。说明他们对于“刘氏种”早已失望，董卓只是把他们的心里话说出来罢了。
经过桓帝和灵帝两次“党锢之祸”以及多次宦官势力对士大夫的镇压，汉皇族已经把天下士人得罪得差不多了。
黄巾之乱后，灵帝为了“救急”，全面解除党锢，造成了大批党人和他们的同道进入朝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党人“八厨”之一的王芬在担任冀州刺史后，竟然联络曹操、许攸、华歆、周旌等人准备发动政变，废黜灵帝，另立皇帝。
而董卓一直知道天下人都痛恨阉宦诛杀忠良，在他执政之后，仍能够强压本性，拔擢名士。而对自己的子侄、亲信也只是任命为将军、校尉，而他所信用的，正是王允、蔡邕。
随着灵帝的死去宦官和皇权都被打翻在地时，袁绍所统领的官宦子弟小集团，哪怕手里掌握着一定的中央武力，也没有办法与整个朝廷对抗，更遑论与天下士人对抗。
而董卓摆出的姿态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只要军权，让出朝廷，与“党人”名士共天下。
风光无两的袁氏等家族，因为与宦官合作的“历史污点”而失去高踞朝堂顶端的资格，因为董卓举着的旗子比他们更“正”、更“纯”，所以，当袁绍让董卓与太傅袁隗讨论废立时，董卓完全嗤之以鼻，而强调：
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
这句话，才是袁绍与董卓谈判破裂的根本原因，董卓继续回应，“刘氏种不足复遗”。
董卓不但不把袁绍放在眼里，在“大义”在手的情况下，也根本就不把“桓灵政治”遗毒袁氏一族放在眼里，双方立场针锋相对，结果只能是决裂。
董卓这头闯入“文明社会”的大象，所能想象的退路，也不过是在自己的封地郿县兴建巨大的坞堡，储金存粮，等到新的政治风暴到来时，一朝覆灭，举族被杀，因为他的权力，完全建立在金钱和粮草的基础上。
这也就难怪他在雒阳周边四处劫掠，又匆忙迁都长安，根本原因不是他太强大、太暴虐，而是因为他太弱、太穷，已经破产的朝廷，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负债累累，要养活数以十万计的雇佣兵，除了抢劫、盗墓，没有任何办法。
等到了长安，整个形势有多大变化吗？
并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