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万历十五年》虽然属于史著经典，但依旧有着难以掩饰的缺点。
原作者黄仁宇在写书时非常认真，引用了各种史料。可惜这些史料的引用却不严肃，他只使用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对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史料一概摒弃，甚至掐头去尾、歪曲裁剪。
比如对李贽的表述，黄仁宇先生把李贽评价海瑞的原话反着理解，对李贽赞扬寡妇守节的态度故意歪曲，对李贽评价蔡文姬的观点和李贽的哲学思想断章取义。
一般读者可能并不在意，但专业人士肯定要找茬。即便没人说什么，但只要周赫煊原封不动的抄出来，必然会误导读者对历史的理解。
好在重庆的图书馆很多，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编译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都内迁来了。周赫煊每个星期让端木蕻良帮自己借几份资料，然后窝在周公馆慢慢研究，并思考着对《万历十五年》的修改。
此时周赫煊书桌上摆着两本书，分别是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他很久没有这样静下心来读书了，多亏了老蒋的变相软禁，把周赫煊身上的浮躁消得一干二净。
民国时期对明史的研究，30年代之前尚处于迷茫摸索阶段，但已经开始对明代的城市生活、党社运动、学术思想和对外政策进行研究了。到了30年代之后，明史研究开始跟马克思主义、西方新史学理论相结合，深入探讨明朝的政权结构、阶级变动、赋税制度、工农经济等内容。
说句不要脸的话，如今的明史研究专家，至少有三分之一属于周氏门徒，这些人的治史方法都是跟周赫煊学的。
春节期间见到周赫煊那篇讨论沈万三的论文，无数明史学专家欢欣鼓舞，因为周先生终于也开始研究明史了。
同样也得益于这些明史专家的研究，周赫煊现在找资料非常轻松，不断对《万历十五年》进行调整修改，但主题框架和其中的大历史思想没变。
“爸，你写这些对国家有用吗？”周维烈趴在桌边问，他春节是回重庆过的，元宵节后就要前往昆明。
周赫煊反问：“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无用？”
周维烈道：“就算你把历史写出花来，也不能让国家多收一粒粮食，不能为国家多造一枚炮弹，能有什么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你没有听说过？”周赫煊道。
周维烈说：“那是对个人而言。”
周赫煊说：“国家也是一样的。你以为抗战打成这样，就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不，是因为政府出了问题。政权结构不稳定，政策施行不得法，这些原因造成的内耗甚至比日寇对中国的破坏更加严重。我们研究历史，就是在总结古代政权的利弊。若当今政府能够扬长避短、择优而行，远比造几枚炮弹、种几斤粮食更有用处。”
周维烈似乎听懂了，又似乎没懂。他抱着老爸的稿子看了一阵，对此毫无兴趣，除了海瑞和张居正以外，其他历史人物他都没听说过。
“我还是去学数学吧。”周维烈说完就开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