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传回来的消息，正是历史上有名的“高陶事件”。
当初跟随汪兆铭一起叛国的汉奸不少，其中就有陶希圣和高宗武。
陶希圣我们前文提到过，还串联一帮“主和派”文人，跟周佛海等人一起撰文抹黑周赫煊。
而高宗武就更不得了，他是汪兆铭投敌事件当中，除了陈璧君之外出力最多的混蛋。汪兆铭本来都没跟日本人接触，就是这个高宗武从中牵线搭桥，而且是高宗武主动找上门联络日本人的。
汪兆铭在投敌之初，通电揭露常凯申表面抗战、暗中媾和，其实说的就是高宗武做出的一堆烂事。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常凯申派高宗武去香港搞情报工作。
高宗武本事真大，擅自联络到近卫文磨的私人驻华代表松本重治，以及日本参谋本部特高课课长影佐祯昭。他将影佐祯昭的亲笔信交给常凯申，又把常凯申的“和谈条件”带去回复日本人。
但常凯申是否答应和谈一直存疑，就连跟高宗武接触的日本人西义显都不相信，认为那些和谈条件不像是常凯申亲口所说，更像高宗武模仿老蒋语气而自己做出的回应。
这一次“和谈”虽然失败，但很快迎来新的转机：日本内阁改组，不主张扩大事态的宇垣一成出任外相。
常凯申把高宗武从香港招回来，让他负责传话：“中央军尚有百万军火，即不再输入尚足两年之用，即使日本攻下武汉，国府内部亦绝不会起变化。”这说明老蒋也想进行和谈，但他的意图是逼迫日本主动求和，以争取对中国更有利的和谈结果。
但高宗武作为外交官，再次自作主张。他在向日本传话之时，不断强调中国有一个以汪兆铭为中心的“和平派”，并首先提出一个中日和谈思路，即：拥戴汪兆铭，使之成为中日和谈的媒介。
可以说，汪兆铭能够实质性的投敌做汉奸，高宗武乃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说香港《大公报》传未来惊天消息呢？
陶希圣和高宗武居然良心发现，他们从上海潜逃到香港，向《大公报》揭露了汪兆铭的所有卖国行径，甚至把汪兆铭签署的卖国条约副本都偷出来了。
陶希圣、高宗武二人不断拥汪促和，出发点无非有两个：
第一，“救国救民”。这里的救国救民必须打引号，他们深知和谈就得出卖国家利益，但更认为中国战必败，只有和谈才能苟安。
第二，政治野心。既然中国靠和谈才能苟安，那干脆由他们出面进行和谈。这样即可以保住国家，又能捞取政治资本，更能以民族功臣的形象节节高升。
但是，汪兆铭刚刚签署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等八份卖国文件，实在是把陶希圣和高宗武给吓到了。他们一直以为中日能够划江而治，哪曾想，这些文件居然把中国的领土、资源、军队、主权、文化各方面都卖个干净。
这些文件一旦生效，中国可以直接宣告灭亡，而他们也将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陶希圣和高宗武被惊出一身冷汗，劝阻汪兆铭千万不要签字，赶紧退出和谈，或离开上海回重庆，或远走欧美隐居，总之绝对不能继续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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