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等厢内是备了水果的，于佩琛小心翼翼的不发出声响，很快便削了两个苹果切成块状。一个放在周赫煊面前，一个放在孙永振那边。
孙永振好像能看到一样，突然睁眼朝于佩琛点头致谢，捡起块苹果放到嘴里咀嚼，但拿枪的右手始终揣在怀里。
这趟列车使用的是最新进口的蒸汽车头，最高时速已经达到140公里，跟后世T字头的特快列车没啥区别。说句玩笑话，铁道游击队扒的肯定不是这种火车，因为速度太特么快了，全速开动时根本扒不上去。
只可惜铁路的状况有些糟糕，许多时候遇到山岭不是过隧道，而是绕着山体往前走，凭白多出大量的路程。
三人坐了足足20个小时，终于抵达南京，然后又换车前往上海。
虽然周赫煊非常厌恶国党政府的**无能，但国党对中国的贡献毋庸置疑。常凯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从天津到南京再到上海，一路上通行无阻，沿途的城市乡镇也还算安定祥和。
换做北伐战争以前，那真是一言难尽。从天津坐火车到南方，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的踪影，因躲避战火而逃难的百姓随处可遇。
如此比较，至少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给广大老百姓带来了难得的和平——前提是忘掉已经沦陷的东北四省和半沦陷的察哈尔。
抵达上海之后，周赫煊当晚便住进了海格路的花园洋房。
于佩琛已经习惯性麻木了，对于周赫煊在上海有豪华大宅，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心里只是在想：“要不要顺道去看望母亲和舅舅？”
于佩琛的外公岑春煊，这些年一直居住在上海。
二次革命时，岑春煊甚至跟孙中山争夺过领导权，一度出任讨袁军大元帅，岑、孙两人当时闹到反目成仇的地步。直到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专门到上海拜会岑春煊，两人终于冰释前嫌，一起商量北伐大计。
岑春煊在北伐期间是出了不少钱的，前两年的淞沪抗战，岑春煊还捐了3万大洋给十九路军抗日。
只不过在去年4月底，岑春煊就已经病逝了。而于佩琛这个外孙女，却苦于没有路费，无法前往上海送外公最后一程。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法理解，为啥岑春煊有钱捐给十九路军3万大洋抗日，却不出钱资助自己的亲外孙女？
其实很简单，于家和岑家早就闹翻了。
于家出了个败家子，连老婆子女都无法养活。八年前，于佩琛的母亲带着几个儿女，前往上海投靠了岑春煊，只留下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读书。
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很不好受，虽说岑家人没有掀起他们，但于佩琛的母亲却很要强，尽量自食其力供儿女读书，并没有索求无度地找岑家要钱。
于佩琛和二妹在北方生活得很艰难，只有三年前来上海探亲，享受了一些岑家人的帮助。比如舅舅把于佩琛介绍给进步人士，主演熊佛西导演的话剧《哑妻》，还被选为学生代表出席太平洋学术会议等等。
“周先生，我……我明天想请假。”于佩琛吞吞吐吐的说道。
周赫煊说：“可以啊，你有什么事吗？”
“我想去看望母亲和舅舅，他们就住在上海。”于佩琛显然思想境界还不够，达不到“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水平。
周赫煊笑道：“让永振给你支一个月的工资，多买点礼物，别显得太寒酸了。”
于佩琛感激道：“谢谢周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