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以为这算是比较恰当的评价了。
面临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男性作家的作品能够逃脱“男权中心”的尖锐批判。这一方面的确是有这样的可能，成长于父权制社会的男性作家不可能摆脱父权制对个人的影响，即使有意识地超越时代，时代的影响也会无意识地流露出来；另一方面，也许是来自历史、社会各方面的沉重压力和强大桎梏使得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一开始都采取一种紧张的、尖锐的战斗者的姿态，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者与男作家的文本（也包括女作家深受男权意识影响的文本）之间是一种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气氛。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只是一种阅读的角度，也只是阅读文本的一个切入点。对一点的否定，并不能代表否定全部。包括金庸在内的大师们的经典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必须肯定的是金庸在其小说中创造的一大批女性形象，虽然有类型化的倾向，但是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前的以及同时代的作家。他不仅对女性抱以同情和理解，同时对男性的卑微软弱的心理，父权制社会里男尊女卑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赞赏女性的主动、积极、独立的生活态度。
不过，金庸在小说对男性内心的卑微、怯弱做出了一定的批判，但是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的武侠世界里，女性依然是男性想象的、虚构的女性形象。
这已经有女权主义者尖锐指出“男性作家对男性视阈有限性的超越，但并不等于男性作家在他的文学创造物面前已经萎缩了他的主体性”，“男性作家在以女性独立个性冲击男权传统藩篱方面肯定女性主体性的同时，也必定会在他的创造物上投射男性主体对女性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符合女性自身的生命逻辑，体现男性作家在平等的人的意义上对女性的期待；但也有可能并不符合女性作为人的生命逻辑，仅仅承载男性对异性的心理需求”。
二、众星拱月和孤星伴月
在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和性别意识做出分析之前，先做两个比较。在上文已经提到，金庸小说里多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优秀的（比如郭靖、令狐冲、乔峰等）或者并不那么优秀（比如陈家洛、石破天、张无忌等）的男主角都处于若干（至少两位）优秀女性的包围中（尽管他们多数最终只选择一位），还有段正淳――不管是批判他的还是为他辩解的人都不能否认――他把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进行得最彻底。如果把男性比作月亮的话，那就是众星拱月了。
与之相反，金庸小说里的女性尽管很优秀、很出色，青睐她们的男性往往就只是男主角或者男配角一位或两位。比如黄蓉，那么聪明美丽可爱娇俏的女孩，除了郭靖，还有一个就是欧阳克喜欢她了。好像天下男子都死光了。因此，假若把女性比作月亮的话，那就是孤星伴月。
施爱东在比较金庸小说与民间文学的关系时说道“英雄周围有众多美女，英雄宠爱最出色的那一位。……金庸基本上坚持了一夫一妻制原则，但还是喜欢讲述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以此取悦自己和读者。……金庸则以现代人的观念，将这种男女故事处理成一个个色彩斑斓的关于自由恋爱的故事。……英雄最后得到的，总是最符合读者审美理想、最适合英雄事业生活的那一位。美貌自不必说，黄蓉的精灵古怪最能弥补郭靖的木讷，任盈盈的宽容最适合令狐冲的散漫放纵。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就能得到一种替代性的满足。”（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有人对此作出分析“这种描写结构或许渊源于中国古典小说，而我更愿意再深入一点，提到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这种婚姻制度深入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虽然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已然废除，但我们的小说家与读者都给予这种一男多女式的情爱描写以毫不犹豫的认同”。 《红楼梦》里紫鹃曾经揭露这种残酷的一夫多妻“公子王孙虽多，哪一个不是三房五妾，今儿朝东，明儿朝西？要一个天仙来，也不过三夜五夕，也丢在脖子后头了，甚至于为妾为丫头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势的还好些，若是姑娘这样的人，有老太太一日还好一日，若没了老太太，也只是凭人去欺负了。”
如果更往深处想，这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基础正是父权制、男权社会。在男权意识的观照下，女性客体化，成为“物”，而非有思想有自我的主体。女性依附于男性，使之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倪匡曾经做了个“绝妙”的比喻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正如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
施爱东的“取悦”这两字用得很好。像宠物、奴隶一样的存在，以取悦自己的主人――男性为生，这正是历史上女性集体性的悲剧，即使在今天，女性的解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精神上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的影子（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一男多女的恋爱模式能让作者和读者有愉悦的感受，那是因为潜意识里对男权的认可。相反的是，对一女多男的恋爱模式的排斥。我们可以设想，黄蓉身边围绕着一群男人，那么黄蓉还会是众多男性的梦中情人么？即使黄蓉自己坚贞，那她的清纯形象也会打个折扣。
三、移情别恋和从一而终
在金庸的小说里，当男性处于若干女性的包围中，他们也许只对当中一位一往情深，但是金庸仍然细腻描写了男性在恋爱两难选择的心情。他们道德上以及行动上只能也只会选择一个，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在心里左右摇摆，装下几个女性。甚至段正淳将这种摇摆贯彻到行动。
但是，女性面对选择的时候从未有过犹豫和软弱，不会有面临多种选择时候的举棋不定。一往情深、从一而终是她们的标志。不管对方是怎样的人，第一眼看上的，那么，一直坚持到最后，至死不渝（穆念慈的悲剧就是典型的代表）。
同时，在面临爱情的缺失的时候，境况也是不一样的。男性失去爱情，会有另外的女子填补心灵的空白，他们可以在别的女性身上找到慰藉，或者还有其他事物可以寄托。比如令狐冲在得不到岳灵珊的爱情之后，作者安排了任盈盈出现在身边。虽然失去了刻骨铭心的初恋，琴箫相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但是，女性就不一样了。女性在爱情上只能一条路走到底，走到黑。生活失去了爱情，致使她们成为了魔或者可怕的恶女人，她们无法象男性一样寄托于别的事物中，也不会对别的男人身上找到慰藉。她们只能在疯狂或者仇恨中寻找自己缺失的爱情，这便是金庸小说里一大类型的女性――“情魔”――的特征。
在金庸的设想里，爱情的缺失使一个女性不能成为完整的女性，成为残缺的女性（至少不是理智的女性）。张爱玲笔下疯狂的寡妇更多是在社会伦理的约束下压抑自己本能的激|情、欲望而性格扭曲变态，金庸笔下的情痴、情魔淡化了社会伦理的约束，或者说社会伦理是模糊的，遥远的，她们的疯狂更多来自爱情的缺失，并非压抑而是放纵。她们不停地寻找，不仅是寻找爱情，也是寻找自己的生命核心。
另外，在狭义的移情别恋上，金庸对男女的移情别恋的态度也有细微的差别。段正淳一生风流，不知道造了多少爱情孽债。最终也是死于众情人的包围里。虽然金庸也对他颇有微词，最后让他死得很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人一个个死去然后才死。但是也有维护之意――“段正淳虽然用情不专，但对每一个情人却也都真诚相待。”多情而挚情，风流而不下流，这是常见的男子为自己不专一辩护的言辞。
实际上，对不仅一个异性动心，这是人之常情，比如金庸在把握张无忌周旋于几个女子之间的微妙心理上就很有独到之处，也体现了金庸对人性的洞察力。在历来的文学作品中（不仅是金庸的），对男性的这种境况即使有道德上的谴责也会有宽恕的余地，甚至有文人以风流自赏。但是，同样是人之常情，作者却常常给予女性严苛的道德谴责和审判，即使是能够超越一般社会认知去同情、理解女性的大家。在金庸笔下，移情别恋的岳灵珊的不幸结局便是一个例证，对已婚妇女的批判更是严厉。身为人妇的马春花和南兰最终的结局都是不幸的――因为她们被丈夫以外的异性吸引，做出不符合妻子、母亲规范的行为。她们违背了男权社会里女子神圣的义务，因此，尽管从动机方面来说，她们是逃离自己不幸的婚姻，追求自己的爱情，但是她们必然落个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下场。在《飞狐外传》里，金庸用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唉，青年男女的热情，不一定是美丽的。”这句话出现在描述马春花和福康安在花园里的时候，在美丽的画面后是作者本人遮掩不住的厌恶。
在这种移情别恋的叙事模式上，金庸也没有摆脱“一个失意的男人会遇上一个好女人，一个移情别恋的女人终将遇上一个坏男人”的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正隐藏着男权社会里被女性伤害的男性的自我怜惜以及对被纳入男权意识规范的女性的告诫。
实际上，这种大相径庭的态度――对男性的宽容和对女性的苛刻有着强烈的男权意识的痕迹。将女性是为所有物的态度引发对女性忠贞的苛刻要求。男性在女性身上打下忠贞的烙印，不仅在现实里要求女性三从四德，同时在文学作品里创造出男性想象的美好女性――她们也许各具特色，但是无一不对伴侣忠贞。这种男性心理的投射既是对女性物化、忽视她们的主体性的结果，也是对女性的精神禁锢。
穆念慈的悲剧博取了读者的哀叹和眼泪，我们会说她爱错了人，但是我们赞赏她的忠贞，正是忠贞让穆念慈成为一位美好的悲剧女性。她的忠贞无错，只是选错了对象。无论作者还是读者对她的哀叹和怜惜中都隐约包含着对她的忠贞的欣赏和嘉许。这正是一个叙事和阅读里的矛盾忠贞毁灭了穆念慈，也造就了穆念慈。却没人想过，这样的忠贞是否真的符合女性的生命逻辑。
在对移情别恋的道德审判里，女性是作为缺席的被告出现的，她的声音淹没在一片男性权威话语里。当面对男性的移情别恋，这个时候被背叛的女性成为了这次道德审判的原告。她们采取一种奇特的报复手段来谴责丈夫/恋人的背叛
“那女人缓缓走近，转过身去。段延庆见到了她的侧面，脸上白得没半点血色。忽然听到她轻轻地、喃喃地说起话来‘我这么全心全意地待你，你……却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你有了一个女人，又有了一个女人，把我们跪在菩萨面前立下的盟誓全都抛到了脑后。我原谅了你一次又一次，我可不能再原谅你了。你对我不起，我也要对你不起。你背着我去找别人，我也要去找别人。你们汉人男子不将我们摆夷女人当人，欺负我，待我如猫如狗、如猪如牛，我……我一定要报复，我们摆夷女子也不将你们汉人男子当人。’”
洒脱不羁，有几分黄药师藐视礼教的邪气的黄蓉在得知郭靖要娶华筝的时候说道“他要娶别人，那我也嫁别人。”她的父亲黄药师道“哈，桃花岛的女儿不能吃亏，那倒也不错。”
一个端庄守礼的王妃，一个有几分邪气藐视礼教的少女，在选择报复的手段的时候却有惊人的一致。把身体做为报复的工具。这种你不忠我就不贞的貌似的平等下面，隐藏着一个最大的不平等潜意识里把女性的身体划为男性的附属物。物品受到了糟蹋，那么原本的主人就会受到损失，这是最简单的逻辑，也是最无理的逻辑。段正淳在不忠里享受的是风流快活，而刀白凤在不贞里忍受的是愤怒、耻辱，简直是一种最悲惨的自虐。刀白凤的自白、黄蓉的赌气让作者以及读者都怀有恻隐之心，同情她们的苦楚。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她们的内心坚守着对爱人的忠贞。
同时，这里也有一个疑问，这是女性的普遍心理的描摹？还是男性作家替代缺席的原告发话呢？
四、爱情动物
虽然金庸的大部分小说的历史背景可考，但原本历史上存在的现实社会的伦理道德等都被刻意淡化了，这样一个武侠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自由的精神得到张扬。因此，金庸笔下的女性不再像五四时期的小说里的女性一样承担起反封建、反压迫的任务。相对的，她们的生命更自由、更轻松。这些美好的生命在追求爱情的时候是最美好的，最让人向往的。当女性和爱情结合能够爆发出最耀眼最撼动人心的光芒。必须感谢金庸，他创造那么多的美丽女性，那么多的爱情童话。金庸的深刻洞察力使得他把爱情故事超越了一般的言情小说，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