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拉治病期间，他几乎通读了有关肺结核的所有资料。
有一天他们来我家做客。白拉与我丈夫聊摄影，他在给她看他早期的作品。我则悄悄与克利尔交谈。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他能挽救白拉，他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我是个飞机设计师，自然会想到，白拉也象一架飞机，只有一只翅膀是飞不动的，去掉一只就会跌落下来。我所做的，就是把她曾有的那只翅膀还给她，让她重新飞起来。这个问题是从技术角度来解决的。”
我没再问克利尔前妻的事情，不知道她现在飞得好不好，我只知道，没有那么多的幸福可普施天下。
“科学家并不象你说的那样。”爱玛大声嚷道，“他们总是说他们解决不了感情问题。
不过，克利尔说的好象还有点道理。“
她和拉丽莎互相交换了一下神色，会心地笑了。
“阿尔宾娜，还有什么可说的？”娜塔莎问。
“这个故事还不够典型。”阿尔宾娜耸耸肩，然后惋惜地打开手包。
“你要的不是典型的故事，而是高尚的故事，口红不该给我吗？”
“该，该。”
“太棒了，班上的朋友们会羡慕死我。”
“不过，当你休满一年产假再回去上班时，口红早就用完了。”
“什么？一管巴黎口红一年就用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只有在特别场合我才会用它，我有点英国睫毛油，已经用三年多了。我还有点深色化妆液，西德产的。整个一个资产阶级腐化堕落。”
“是啊，他们一定知道怎样腐化堕落……”爱丽什卡叹息道。“我有一点儿美式眼影，拿出来用时总要掂量一下，这种场合是否该用这么多。使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政府为什么总是从西方买进我们用不着的东西？我在港口工作，知道运到西方的是什么，运回来的又是什么。他们带回来的总是机器，而送出去的总是木材。他们从来想不到给我们买些化妆品。我们也爱美呀。记得三年前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根本买不到口红。人们给报纸写信反映，得到的回答是，一家工厂关闭，另一家工厂不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唉，西方人肯定愿意卖给我们一些的，他们的化妆品多得成堆，都可以用来刷墙。”
“对我们来说，技术比口红重要，”瓦伦蒂娜反驳说。“特别是电子技术，它们可用于国防。只要没有战争，我们可以不要口红。你们都知道，要不是我们国家的防御战略，美国或西德早就向我们进攻了。1968年西德几乎跨越了捷克边境。我们如果不加强国防建设的话，肯定会挨打的。”
“是啊，真的，”奥尔佳叹息道，“我不理解那些法西斯为什么总不善罢干休。但不管怎样，德国人永远不可能打败我们。我记得向彼特亚这样解释过不下几十次了。但尽管他爱我，他还是争辩说，西德没人要进攻我们。虽然他是东德人，但他毕竟也是德国人。所以根本不能相信这些德国人。是的，没有肉，没有奶，我们照样生活，只要没有战争。”
“哎呀，别说废话了，姑娘们，不然我要写些传单在你们中间散发了。”佳丽娜说“我不想再听你们的。”
“噢，你当然听敌人的宣传，你跟别人的想法不一样。”奥尔佳轻蔑地说。“你真的相信他们的电台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不相信他们了。我只相信任何人都想进攻我们。不然我们的政府干吗要那么多武器？比如说，我们造船厂，说是为和平生产，但我们都知道它生产了多少军用品。”
尼尔娅叹息道“大概我比你们更害怕战争。部分因为我有过可怕的经历，部分因为我生来就是个胆小鬼。我也认为我们食品、住房短缺是由帝国主义造成的。而且，不管你怎样论证民主，佳丽娜，你永远也不会改变我的思想。奥尔佳是对的，没有这些必需品我们也能活，我们可以忍受，但我们必须防止战争。虽说如此，我还是希望得到一种外国货防水婴儿裤。有一家已答应给我些，他们是从孩子已长大的人家要来的，现在他们的儿子也已一周岁了，所以他们很快又会传给我。这些东西特别有用，特别是外出时。我不明白，他们那边什么都有，为什么还要进攻我们。”
谈话由政治转向婴儿裤，紧张气氛缓和了。话题从橡皮裤、橡皮奶头、婴儿浴液的短缺又转到怎样用消毒植物油制造婴儿浴液，以及塔林如何有许多高质量的橡皮奶头，如何花上一天工夫用不了多少路费就能买到。于是，气氛大为改善，瓦伦蒂娜趁机讲了别的故事。
故事之四
瓦伦蒂娜讲述。说的是一位姑娘如何只身担负母亲的重任。
我们一家有四姐妹。大的叫卡蒂娅，住克里夫依·罗格附近的工人新村，我迁居列宁格勒，老三读卫校，正在马加丹实习，最小的柳芭是个大学生。卡蒂娅大姐有个好丈夫，但他突然因脉管炎病倒了，不得已锯掉了一只腿，从此开始酗酒。他们有好几个孩子，这在本省是不多见的。四姐妹中就卡蒂娅大姐生活每况愈下，他们很穷，孩子又多，丈夫有病，还酗酒。其他几个姐妹日子过得都挺好。
我们姐妹中柳芭最有天赋。她精通女红，常为自己及我们姐妹设计时装。她经常别出心裁，富有创新精神。她的梦想是做个服装设计师，她已开始在纺织学院学习有关课程。她本可以全力以赴，可她结了婚，丈夫住波斯霍夫。他在那儿有房子，是父母给的。他和柳芭想卖掉它，然后在列宁格勒换个小点房子。但他们暂时还住在波斯霍夫。柳芭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同时到学院上课，而她丈夫格里沙是个司机。他们本会一切顺利，不曾想灾难降临于卡蒂娅，因而完全改变了柳芭的命运。
我们姐妹突然接到电报，说卡蒂娅的丈夫死了。我们寄去了安葬费和慰问信，但路程太远没法亲身前往，况且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和孩子。一个月以后我们又收到另一封电报，是卡蒂娅的邻居打来的“你姐姐卡蒂娅突然离世。速来安葬并照看孩子。”
我、柳芭、医生尼娅，三姐妹不顾一切地赶到姐姐家中，为卡蒂娅料理了丧事。邻人说她是绝望而死——她只身一人，没丈夫的帮助，无法抚养七个孩子。孩子们还都小，长子1 0岁，往下依次间隔一岁，最小的丫头才两岁，埋葬了卡蒂娅后，我们姐儿几个商量孩子们怎么办。她们在另一间屋里抱作一团，似乎知道我们在决定他们的命运。
最小的几个好办，我和尼娅决定，由我领养小丫头，她领养三岁的男孩儿。我们再没别的办法。大点儿的孩子只好让他们去儿童养育院，很可怜，他们必须分开女孩去一家，男孩去另一家。一所寄宿学校同意接收最大的男孩。我和尼娅在和各自的丈夫讨论这一安排，而我们稚气未脱的小妹妹坐在那儿垂泪。她做不了主，因为她丈夫没跟她一起来。我们能理解她的眼泪。突然她站起来走到孩子们呆的那间屋门口，盯了他们好一会儿，然后回来说“尼诺契卡，丽柳莎。
我们不能把他们分开。那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他们刚失去父母。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我们通常把柳芭看作我们家的孩子。尼娅甚至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在决定重要的问题，你却来说些傻念头。发生了这样的事，他们怎么能不分开呢？谁能领养这么多孩子？反正我不能，我已有两个孩子，还有丈夫和工作。瓦伦蒂娜也不能，她有重要的工作。你能全部领养他们还是怎么着？你还没孩子，不懂怎么抚养孩子。老实呆着吧，等长大了再谈论重要的事情。”
而柳芭却突然说“你说对了，尼诺契卡。我要领养这七个孩子，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或者说用不着为自己的孩子操心。”
“你疯了。你结婚才一年。就是带一个孩子回去，你的格里沙也不会让你进门。”
“我要马上给他拍电报让他决定是要我们还是不要。”这个傻丫头去拍了如下电文“已决定抚养卡蒂娅的孩子。如仍想与我一起生活，来接我们。”
看到这封电报，格里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急忙跑到邮局给她挂了长途。在电话中她坚定地表示她想收养七个孩子。格里沙考虑了几天，第四天来到克里夫依·罗格，来接他的突然扩大的家庭。
自然，我和尼娅都解囊相助，但我们认为柳芭不会维持长久，起初她可能有些兴趣，但时间一长就会明白抚养七个孩子并非易事，那时她就会放弃她的打算。我们对她十分恼怒，因为我们本可以一次就决定他们的命运，免得他们多遭一次罪。结果证明我们的看法错了。
两年过去了，柳芭愈加倾心于这些孩子。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恢复了生气。前几年他们的生活很惨，父亲有病，还天天喝酒，而母亲则整日悲愁。
现在他们有了一个年轻的新妈妈，乐观又仁慈。他们爱“柳芭妈妈”，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年龄大点儿的孩子帮着干家务活儿和照看弟弟妹妹。当然对柳芭来说生活并不容易。她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学业和服装厂的工作，她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机关当了清洁工。这至少可以为家里多挣点儿钱，还能有时间料理家务。格里沙也习惯了这些孩子，但他得加班加点工作，还不断另外找点儿活儿干。他们得不到国家的救济，因为并没允许他们收养这些孩子，只是他们自作主张。他们被定为养父母，并被告知“要是有能力抚养这些孩子，那就抚养，要是没有能力，就送儿童养育院。”
孩子们生身父母的抚恤金还不够给他们七人每人买块面包。
有时看到柳芭我就想“我们姐妹中最有天赋的一个落得如此结局，真太可惜了。尼娅是个医生，我有重要的工作，而柳芭却是个清洁工。这不公平。”但有时我的想法又完全相反，或许柳芭最伟大的才能就是把家庭的幸福给予那七个小孩。
我确实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柳芭没有完成学业，或者说终生没有自己的职业。清洁工算什么？那毕竟不是职业，只不过是一份儿差事。孩子们会长大成丨人，然后离开这个小窝，柳芭将会只身留下来，唯有孩子们用过的破旧的衣物和餐具与她作伴。要是孩子们长大后有良心，肯帮助他们的“柳芭妈妈”，那还算不错。但她再也不会有称心的工作，也没有丰厚的收入或养老金。我和尼娅将会得到两倍或三倍于柳芭的养老金，而这些养老金将主要来源于柳芭的孩子们，因为柳芭的七个孩子将来为养老基金所做的贡献要比我们俩人的两个孩子多两三倍。如果从政府的高度看，这是不公平的。这就等于说社会盘剥了多养孩子的母亲。
女人们十分钦佩柳芭的高尚行为，同时也对其深表同情。
“瓦伦蒂娜，你想过要在你们党的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吗？”
“我试过，但没人听。他们说‘每个女人都要决定她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有趣的工作和丰厚的养老金，还是孩子’。这就是我得到的答复。”
“你怎么想，佳丽娜？”
“我怎么想？我认为，为那样的母亲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政府不会破产。不是让她们把晚上的时间花在扫楼道上，而是让她们可以坐在家里读书，这样，孩子们大点儿后，她们就可以一星期工作两三天，当然我说的工作是职业而不是随便干什么活。当今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大家庭嘛。”
“对，我认为，”奥尔佳说，“一位母亲的工作应该得到普通工人的养老金，我就这样认为。瓦伦蒂娜说得对，我们的养老金将来要由这些母亲的孩子们承担，她们考虑的是自己的孩子而不是自己。这不公平。”
我们一致同意奥尔佳的看法，并又转向瓦伦蒂娜“瓦伦蒂娜。为何不给你的同名人宇航员瓦伦蒂娜·泰勒什柯娃写封信？她能在最高水平上提问题。”
“是埃不过，她也会从最高处摔到地上。你们听见过她为妇女说一句好话吗？当然没有，由此说明她为什么能当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任。”
吉娜突然高兴她说“泰勒什柯娃视察过我们劳改营，知道吗？”
“真的？”
“绝对是真的。他登上营俱乐部的舞台宣布‘瞧我——看一个女人在我们国家能升多高。再瞧你们自己——看你们堕落得多低。’我们犯人们听了个个目瞪口呆。这样的话我们从看守和哨兵那里听多了，但没想到她也这样说话。一个犯人小声对朋友们说‘不知那两只宇航狗贝尔卡和斯特莱尔卡返回地面时会不会瞧不起别的狗？’这话一传开，在场的女人们哄堂大笑。泰勒什柯娃坐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感到非常气愤，没想到这些堕落得如此低下的女人竟敢嘲笑她这个太空人。我不知道是否跟这事有关系，反正泰勒什柯娃在劳改营转了一圈后，对这些女人的管制就严格多了。他们开始把监房的窗户用铁格子严严封住，只留一点小缝儿透光。至今人们还在管泰勒什柯娃叫铁格子。你们说，她能为母亲们说好话吗？”
发泄了一通怨恨，朋友们开始转向阿尔宾娜，要她也给大家讲个高尚行为的故事，当然是关于女人的，没人指望她会说男人的好话。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尔宾娜把两个高尚的女人描绘成女英雄，而一个倒霉的男人却被夹在中间。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艺术家，专门为咖啡馆作画，一个在俄国文学研究院普希金研究所工作。一个迷恋作画，另一个献身于普希金。两人都没完没了地攻读专业书籍。我的‘洛莉塔’就是从她们那儿借来的。她俩一个叫丽尔娅，一个叫亚尔娅，是多年的老朋友，大概从孩提时就是朋友。唉，丽尔娅和亚尔娅两人爱上了同一个家伙，而把他介绍给她俩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他是个普通航班驾驶员，一个很不起眼的人。他追过我，但那时我有朋友，所以我就当着朋友们的面损他“谁稀罕他？”
糟糕的是她们两个看上了他。起初他瞄上了丽尔娅，就是热恋普希金的那位。这位还真有点儿小高雅，满脑子都是诗，老的新的都有，而且自己也写诗。我倒是喜欢她自己写的诗。这可把阿图尔给震了活灵活现的女诗人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一回。于是，一场小浪漫开始了。由于丽尔娅与亚尔娅俩人好得分不开，所以常常是他们三人坐在一起，要不就一块去看展览，所有的展览都看，有时还在家里朗诵诗。实际上作为女人来讲，亚尔娅比丽尔娅更有魅力她是大个子格鲁吉亚人，有一双热情眼睛和结实的屁股。因此阿图尔也开始注意她。喜欢聊聊时他挨着丽尔娅坐，突然想跳舞时就找亚尔娅。朋友们议论纷纷，最后得出结论他自己也不知更喜欢谁。亚尔娅感到有不少男人在追她，周围就不止两个，而没人会看上丽尔娅，除非对她有点了解。因此她对阿图尔说“我不想破坏你与丽尔娅的关系，所以我们别再见面了。”
她想办法说服了他。这家伙看上去还挺得意，因为这少了他许多麻烦。他把心思转移到了丽尔娅身上。但丽尔娅也决定当英雄“我知道你和亚尔娅是更合适的一对儿。”
她把亚尔娅请回来，准备了些酒，边喝边说“显然，你们已经相爱了。你们没地方住，就住在我这儿吧，因为我要到普希金山去一个月。”
说破嘴皮也没法儿让她改变主意。她把钥匙放在桌子上，当天晚上就走了，还自觉高尚、浪漫。
亚尔娅和阿图尔住进了丽尔亚的房子。等丽尔娅快要回来时，亚尔娅便开始充当高尚的牺牲者“你呆在这儿等丽尔娅。她回来时发现你在她家里她会高兴的。”
她走了。丽尔娅回来了，她真高兴了一星期，然而一想到亚尔娅的苦楚便又黯然神伤了。
阿图尔有一次在机场碰到我说“阿尔卡，我怎么办呢？
她俩的高尚快折磨死我了。“
我看着他，这可怜的家伙还真让这件事弄得精疲力荆“快别胡闹了。与其玩儿这种游戏还不如你们三人住在一起算了。要不就逃，阿图契克，快逃吧。”
这家伙思虑再三，终于抛弃了那两位高尚的小姐。后来他告诉我“我再也不找这样的女人了，我想找另一类女人，她敢把情敌的眼珠子抠出来，决不忍受高尚的痛苦。阿尔卡，我不懂这些优雅的感情，我大概是个粗人。”
“这也不错，是啥说啥。”
最后两个高尚的朋友也翻了脸，倒不是因为男人，而是因为丽尔娅对亚尔娅的一幅画的评论。亚尔娅回敬了她，管她叫普希金狂。两人结下了仇，从此分道扬镳了。
女人们嘲弄了一番丽尔娅和亚尔娅的痛苦，然后接着听佳丽娜讲。
“我要讲的是发生在我一位朋友身上的一个真正的奇迹。
也是劳改营的故事，但不像吉娜讲的那些那么可怕。“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见者佳丽娜断言，一个人会为另一个人创造出最难以置信的奇迹。
一位持不同政见的列宁格勒艺术家刚从劳改营获释。她带出来一些铅笔画，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画都是在零碎的各色纸片或硬纸板上画的。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去找她，她让我们看了这些画，都是现实主义的素描。其中一小片硬纸上画的是沼泽地中一枝盛开的茶花。题词是“为了你一小时的自由，我宁愿献出生命。”这幅画我看了好一会儿，因为它与众不同。玛莎——就是那位艺术家——注意到了我，她问“想听这幅画的故事吗？”于是，她给我讲了如下的故事。
玛莎待的是罪犯劳改营，一千五百名罪犯中就她一个政治犯。这个劳改营的看守十分残暴。他们把女人当牛马对待，欺侮她们，打她们，有时甚至强j她们。但有个年轻军官——女人们给他起了绰号叫纳赞斯基中尉（在俱乐部看过电影《古波林的决斗》后给他起的）——不吓人，也不遭人恨，相反，犯人们都尊敬他。或许这只是由于他同人谈话时总用“您”
这个礼貌的字眼。他原在附近的火箭基地服役，因犯有过错而被贬来劳改营工作。他得在劳改营呆两三年，而他又特别讨厌这里，所以就拼命地喝酒。
